本文转自：成都日报
□何大江/文
年，三星堆一、二号祭祀坑出土了数千枚海贝。海贝穿孔穿成串，贮存于罍、彝、尊或人头像之内，古蜀人显然将这些青铜器当作了存钱罐或者保险柜。成都平原不产海贝，它们必然来自沿海地区，尤其是三星堆出土的海贝中有一种货齿贝，只产于印度洋的深海区域。马可·波罗自然没见过三星堆的海贝，但历史就是这么奇妙，他笔下的叙述，却从一个断面揭示了三星堆海贝的来源之谜。
马可·波罗笔下的海贝
马可·波罗记载过元代的成都城、锦江和安顺廊桥。在游记中，他多次提及云南一带将贝壳当作货币使用。在昆明城，用海里才有的白贝壳为币，“八十个贝壳可兑换一个银币”。“离开押赤城，向西走十日，便到达哈剌章省的一个主要城市，这里也隶属于大汗，由他的儿子忽哥赤在此行使皇家的职权。”马可·波罗明确地说道：在这个城市，用作货币的贝壳是从印度输入的——这条非常有价值的线索，也是破解三星堆深海贝壳之谜的关键。
原文中的押赤城，即是元代蒙古人对昆明的称呼。而哈剌章省，则有广义与狭义之分，狭义即大理地区，广义则指整个云南。游记称忽哥赤在此行使皇家职权，也是符合史实的。忽哥赤是忽必烈大汗的第五子，年被封为云南王。
那么，游记中的这个重要城市是哪儿呢？打开地图就能看到，昆明往西略偏北，直线距离约公里即是大理——崎岖的山路远不止此数，十日的行程是合理的。而忽哥赤驻扎之地正是大理——云南首府从大理迁往昆明已是年之事。另一句话，“该处的每条河道都出产金沙”，也为这座城市的定位提供了佐证。大理北面数十公里则是金沙江，那里出产黄金早就记载于书。“金生丽水，玉出崑岗”，丽水即金沙江之古称，古人诚不我欺也。
“从哈剌章省西行五日，便到达了匝儿丹丹省……这个地区的货币是黄金，有时也用贝壳。”匝儿丹丹是傣族生活之地，大致为沿怒江、澜沧江一带的今日云南西部与缅甸东部。按游记，从大理西行五日即可到达此地，而当地居民则有以薄金片为牙套作装饰、男子文身的习俗。
秃喇蛮也使用来自印度的贝壳为货币。然而，让人震惊的却是接下来的记载，“此地的市镇和城堡有许多位于高山之上。这里的人死后，实行火葬，不能化为灰的骨头，就被放入木箱中，带到山上，藏在岩石洞中，以免受到野兽的侵扰。”当我读到这一段文字时，心脏禁不住扑棱起来：天哪，这不就是僰人悬棺吗？
海贝串起南丝绸之路
用作货币的贝壳，来自印度，它是破解三星堆深海贝壳之谜的关键。且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古印度，那些生活在海边的人们，正是将海贝穿磨成孔，以绳为串，用于贸易流通。跟三星堆相较，关山阻隔、相距数千公里的两地，为何使用货币的方式如此一致呢？
从三星堆到古印度，在高岸低谷与原始森林之间，其实暗藏着一条古老的国际贸易通道——蜀身毒道。“身毒”为印度古称，读作juāndú，又称天竺或贤豆，到了玄奘大师，才译为读音更为准确的“印度”。蜀身毒道，又由灵关道、五尺道、黔中古道和永昌道四段构成。其中的五尺道，也是古蜀王杜宇从朱提至成都创建功业所经由的道路。
在马可·波罗的游记中，提到以海贝为币的地区共有5个：秃剌蛮（川南、滇北）、押赤（昆明）、哈喇章（大理）、出产苏木和大象的罗斛国（泰国）、“省城”为永昌的匝儿丹丹（云南西部、缅甸东部）。把这5个区域用线串起来，就可以看出，这条线大致与蜀身毒道重合。三星堆的海贝从哪儿来，已经不言自明。
蜀身毒道后来又被称作南丝绸之路。它从成都出发，经雅安、西昌、云南抵达印度，总长约公里，也是中国最古老的国际通道之一。这条数千公里长的古道，或盘旋于峻岭，或蜿蜒于密林，或开凿于峭壁。年间，因人事兴废而隐隐绰绰，时断时续。通过这条路，靠人背，靠马驮，汉代蜀地的布料和邛竹杖到了大夏（阿富汗）——此为汉使张骞所见（见《汉书·大宛列传》），而印度洋的深海贝也到了三星堆。这条商道使用了年，汉代的成都就是通过它进行国际贸易的。蜀身毒道，见证了成都自古以来的开放和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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